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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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简介

1294年元朝疆域（绿白相间部分为附庸国高丽）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由蒙古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的朝代。元朝由元世祖忽必烈于1271年所建，定都大都（今北京市），1279年攻灭南宋，从而全面占领了中国本土地区，统一中国。

元朝的前身为大蒙古国。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于斡难河（今鄂嫩河）建立大蒙古国。当时蒙古的宗主国为金朝，由于金朝与西夏走向衰落，蒙古先后攻打西夏与金朝，并于1227年8月攻灭西夏，1234年3月攻灭金朝，完全领有华北。在西方，蒙古在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以前先后发动三次西征，使蒙古帝国称霸欧亚大陆。

1259年元宪宗蒙哥于征伐宋战争去世后，领有汉地的四弟忽必烈与受漠北蒙古贵族拥护的七弟阿里不哥为了争夺汗位而发生战争，最后于1264年由忽必烈获胜。忽必烈取《周易》“大哉乾元”中的元，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建立元朝，即元世祖。这场战争让蒙古四大汗国先后脱离与大汗忽必烈的关系，直到元成宗时期才名义上承认元帝为大汗。1276年元朝攻灭南宋，统治全中国地区，结束自唐末以来400多年的分裂局面。元世祖到元武宗期间是元朝国力鼎盛时期，军事上平定西北，但在征伐日本、东南亚诸国却屡次失利，其中在元日战争战败。中期皇位频繁更迭，政治始终没有上轨道。元惠宗晚期，由于怠于政事、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为了治理泛滥的黄河又加重徭役，最后导致1351年爆发红巾军起事。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派徐达北伐攻陷大都。元廷退居漠北，史称北元。北元后主天元十年（1388年）去大元国号（一说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位建国鞑靼），北元亡。

元朝承袭蒙古帝国的主要领土，经过多次扩展后，于1310年元武宗时期达到最大，西到吐鲁番，西南包括西藏、云南及缅甸北部，北至都播南部与北海、鄂毕河东部，东到日本海，被誉称“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元朝且为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与伊儿汗国等四大汗国的宗主国，其藩属国涵盖高丽与东南亚各国。

经济方面仍以农业为主，虽然元朝整体生产力比宋朝低很多，但是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都取得发展。蒙古人是游牧民族，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无所谓土地制度。攻打华北时，惨酷的屠杀和劫掠带来很大的破坏。攻灭金朝后，在耶律楚材劝谏下，窝阔台汗同意复苏农业，鼓励汉人垦殖以期长治久安。元世祖即位之后，实行些鼓励生产、安抚流民的措施。到元朝时，由于经济作物棉花不断推广种植，与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都比较兴盛。经济作物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使当时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在某些方面渗入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但是，由于元帝集中控制大量的手工业工匠，经营日用工艺品的生产，官营手工业特别发达，对民间手工业则有限制。

元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同于其他征服王朝为了提升本身文化而积极吸收中华文化，元朝同时采用西亚文化与中华文化，例如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在政治上，政府大量使用色目人，下降儒者地位。元朝前期长时间没有举办科举。由于士大夫文化式微，意味宋朝的传统社会秩序已经崩溃。这使得在士大夫文化底下，属于中下层的的庶民文化迅速的抬头。这个现象在政治方面是重用胥吏，在艺术与文学方面则是发展以庶民为对象的戏剧与艺能，其中以元曲最为兴盛。
 

元朝国号

元朝的汉文国号“大元”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大”字加于正式国号之中的大一统王朝，除此前仅统治了华北地区的辽朝和金朝等外，之前各朝的“大”字均为尊称。

元朝制度

元朝与蒙古帝国的皇位继承异于中国历代王朝，采取库力台大会推举的制度，由王室贵族公推大家的领袖。而元朝皇帝也是兼任蒙古帝国的可汗，由于元世祖的汗位没有经过库力台大会的认可，使得四大汗国纷纷不奉正朔，直到元成宗方恢复宗主关系。元世祖建立元朝后，有意立真金为太子，定传子之局，可惜真金早死而使继承问题又浮现。元朝而后常因皇太子早死或兄弟争位而动荡不安，中期又有武仁之约的协定，武宗系与仁宗系交替继承皇位，然而又因元仁宗废除协定而再度混乱。元朝的继承问题直到元惠宗方稳定，但也进入元朝末期。

元朝画家刘贯道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绘制的《元世祖出猎图》，骑著黑马、身穿白裘的男子是元世祖忽必烈

元朝政治制度与金朝一样承袭宋朝制度，采取文武分权的制度，以中书省总理政务，枢密院掌管兵权。然而元朝的中书省已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元朝不设置门下省，尚书省时设时不设，仅元世祖时期与元武宗时期有设置，所以门下省与尚书省的权力皆交给中书省。

中书省统领六部，主持全国政务，形成明清内阁制的先驱。其组织架构继承南宋体制，宰相的称呼共有中书令、司统率百官与总理政务等，常以皇太子兼任。下分左右丞相，中书令缺则总领中书事务。平章政事又居次，凡军国重事，无不参决。副相方面有左右丞、参政等。六部共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与工部，内有尚书、侍郎。尚书省主要负责财政事务，不过时置时废。

枢密院执掌军事，御史台负责督察，与宋朝制度大致相同，然而在地方设有行中书省、行枢密院与行御史台。此外又有掌管学校的集贤院、掌管御膳的宣徽院、掌管驿传的通政院，其他还有太常礼仪院、太史院、太医院与将作院，略前代的九寺诸监。最后新成立的是宣政院（初名总制院），负责佛教及吐蕃（今西藏）地区军政事务，这是前代所没有的。

汉法的推行与抵制

推行汉化运动的元仁宗

元朝在推行汉人的典章制度与维护蒙古旧法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并且分裂成守旧派与崇汉派。早在元太祖成吉思汗攻占汉地后，有赖耶律楚材与木华黎推行汉法以维护其典章制度。当时近臣别迭建议将汉人驱赶并把中原变成大牧场以收取财富，遭到耶律楚材的反对，他认为可用征税的方式获得财富，因此保留了汉地的典章制度。他积极改变蒙古军以往“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的作风，努力兴科祟儒、整顿吏治，实为汉法推行之祖。木华黎为了便于管理汉地，也于汉族四大世侯合作，逐渐巩固了对河北、山西等地的治理。

后来管理汉地的元世祖忽必烈也积极推动汉法，任用了大批汉族幕僚和儒士等创设典章制度，如刘秉忠、许衡和姚枢等，并提出了“行汉法”的主张。积极推动了学习汉文的热潮。如元世祖就非常熟悉汉文典籍、礼仪制度，并能用汉文创作诗歌，并且还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太子必须学习汉文。接受儒士元好问和张德辉提议的“儒教大宗师”称号。忽必烈最后在大都建元称帝，创建中国式的元朝，建立了一套以传统中国中央集权作蓝本的政治体制，例如设立了三省六部和司农司等一系列专司机构，使用中原的统治机构来统治人民，任刘秉忠等人的规划建立首都大都。然而，元世祖在李璮叛乱后逐渐不任用汉人。由于四大汗国以及守旧派蒙古王室都不满元世祖行汉法的举动而叛变或疏远之。元世祖晚年也渐与儒臣疏远，任用阿合马、卢世荣与桑哥等色目人与汉人为首的理财派，汉法最后未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后来的元仁宗、元英宗、元文宗与元惠宗等人更是可以纯熟地运用汉文进行创作。一些入居中原的蒙古贵族，羡慕汉文化，还请了儒生当家庭教师教育子女。为了学习方便还翻译了许多汉文典籍，诸如《通鉴节要》、《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周礼》、《春秋》、《孝经》等。但崇汉派与守旧派时常发生冲突与政变，例如南坡之变等。

选材制度

在人才选用方面，元朝前期极少举办科举，因此高级官僚的录用端看与元廷关系远近而决定，主要采取世袭、恩荫与推举制的方式。此外尚有循胥吏（小公务员）昇进为官僚的方式，这与宋朝制度大异。宋朝官与吏的界限分明，胥吏大多以胥吏为终，然而元朝因为缺乏科举取才，就以推举或考试胥吏的方式晋升为官，这打破官吏屏障，使官吏成为上下的关系。科举选材方面，窝阔台汗听从耶律楚材建议，召集名儒讲经于东宫，率大臣子弟听讲。又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倡导学习汉族古代文化，又在1234年设“经书国子学”，以冯志常为总教习，命侍臣子弟 18人入学，学习汉文化。并且于1238年以术忽德和刘中举办戊戌选试，此次科举取士录取4030人，并且建立儒户以保护士大夫。但最后仍废除科举，改采推举制度，往后于1252年与1276年两次共入选3890儒户。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正式设立了国子学，以河南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择蒙古子弟使教之，遍学儒家经典文史，培养统治人才。1289年元世祖下诏等级江南人口户籍，次年正式施行推举制度，此次等级成为后来户计的依据。直到1313年，提倡汉化运动的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1314年八月在全国的17处考场，举行乡试，1315年二月和三月相继在大都举行会试和殿试（廷试），因为是在延祐年间举行的，史称“延祐复科”，本次科举以程朱理学为考试的内容。元朝前后共举行过16次，选举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进士约 1100余人。然而为了保障蒙古人与色目人，汉族的考试偏难，并且只能获得一半的名额，这也让蒙古与色目子弟失去了学习汉族文化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虽然这是聊胜于无的科举，但在形式上已经恢复，汉族士大夫莫不对元廷忠心耿耿。在元朝灭亡之际，舍身殉国的就有很多是科举出身者，可见科举复办对怀柔汉族士大夫有一定效果。

在元代蒙古人与色目人做官的捷径是充当怯薛宿卫宫禁。

元代人口

早在蒙古时期，北方人口就不断的南逃，总人数约占北方人口的十分之一，这种现象到惠宗时都还持续发生，元廷屡禁而不能止。在大蒙古国征服金朝期间在战地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和掠夺。随后的瘟疫与饥荒导致东亚地区大量人口消失，其中又以金朝的华北和南宋的川陕四路十分严重。这是导致“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发生的重大原因。

人口变迁

1234年3月9日金灭亡后，华北地区约有110万户与600万人，只有1208年的金朝人口5353万的13%。蒙古宋战争期间，南宋境内因战争总计消灭了大约1500万人口，主要集中在川陕四路地区。1279年元军完全剿灭四川的抗元势力后，在1280年的户口调查仅为9万余户与50万余人，只有1231年蒙古入侵川陕四路地区前的4%。大蒙古国时期有过两次户口统计，先有1235年窝阔台汗推行的乙未籍户，获得华北地区如燕京（今北京）、顺天（今河北保定）等三十六路的人口资料，后有1252年蒙哥汗完成的壬子籍户，显示华北人口略有增加。1271年元世祖改国号为大元，建国元朝。虽然在元成宗到元惠宗至正初年期间政治动荡不安，尽管每年也成百上千次人民起义，但社会上基本处于安定状态，经济大体上也是呈现增长的状态，这些都促使人口增长，大约在惠宗至正十年（1351年）达到高峰。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年－1370年）全国发生多次大规模的灾荒饥馑疾病和瘟疫，最终促使红巾军起义爆发。红巾军起义之后又造成人口大量减少。明太祖建国后论到：“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

户口统计

使用蒙古弓作战的蒙古突骑

元代户口统计并不是准确，无法涵盖的人口包括逃户、因土地兼并而荫蔽的隐户、流民以及私属人口等。朝廷不纳入户口统计的人口包括：岭北等处行中书省、云南等处行中书省、西南土司地区和宣政院辖地的居民；蒙古诸王、贵族、军将的大量私属人口（驱口、投下户，怯怜口、打捕鹰房人户）；独立于州县以外的诸色户计（军户、站户、匠户、民屯户、释、道、儒户、游食者）等。现在历史学者只能根据史书的原始数据与他们掌握的历史资料的来推断，所以差异甚大，仅作参考。人口逃亡的现象很严重，如1241年，忽都虎等元籍诸路民户1,004,656户，逃户即达280,746户，占全部人户的28％。另外，随着民族关系日益密切，往来与杂居也相当普遍。从蒙金战争时期就陆续有大批汉人被迁往蒙古草原以及天山南北、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与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各地；蒙古与色目官员、军户、商人等也大量移居中原内地；云南地区居住的蒙古人约十万人左右；大都、上都等政治城市及杭州、泉州、镇江等商业城市都居住许多蒙古人、维吾尔人（祖先）、穆斯林、党项人、女真人与契丹人等，促成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

“四等人制”

《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元代泉州港繁荣景象的图画

有说法指出由于蒙古人与汉人人数的比例极不平均，元廷为了保护蒙古人地位，主张蒙古至上主义，推行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汉人（原金朝统治下的人民）、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汉人）等四个阶级的制度，但四等级制度并不见于官方文告及档案。有学者认为，元廷给蒙古人与色目人极大的权利，并让汉人与南人负担较大的赋税与劳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十分沉重。然而学术界迄今并没有发现元代有把臣民明确划分为四等的专门法令，但这种划分却反映在一些政策和规定中，例如汉人打死蒙古人需要偿命，而蒙古人打死汉人只需“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原文为怯薛歹蒙古人，怯薛歹为元代一特权阶级）。汉人如当兵则不许充宿卫，如当官也往往只能做副贰（虽然实际上存在很多例外情况），这些法律规范对于汉人均不平等。然而仍任用不少汉人为官、例如史天泽、贺惟一等等。

元朝文化

元朝统治中原，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大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像辽朝、金朝与西夏等征服王朝，他们为了提升本国文化，积极的吸收中华文化，进而逐渐汉化，然而蒙元对汉文化却不甚积极。他们主要是为了维护本身文化，同时采用西亚文化与汉文化，并且提倡蒙古至上主义，来防止被汉化。例如他们提倡藏传佛教高过于中原的佛教与道教，在政治上大量使用色目人，儒者的地位下降以及长时间没有举办科举。由于士大夫文化式微，意味宋朝的传统社会秩序已经崩溃。这使得在士大夫文化底下，属于中下层的的庶民文化迅速的抬头。这个现象在政治方面是重用胥吏，在艺术与文学方面则是发展以庶民为对象的戏剧与艺能，其中以元曲最为兴盛。

赵孟頫《斗茶图》，描写元朝时斗茶的情形

思想

元朝的思想上也是兼收并用的，他们对各种思想几乎一视同仁，都加以承认与提倡，“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早在1234年赵复被俘到北方后，他就在燕京设立太极书院，讲授程朱理学，培养出一批理学家，使得理学得以北传。元朝时，元帝尊重儒学，册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且推崇理学为官学。元仁宗初年恢复科举，史称延祐复科，在“明经”、“经疑”和“经义”的考试都规定用南宋儒者朱熹等人的注释，影响后来明朝的科举考试皆采用朱熹注释。

理学在元朝还有一些变化，南宋时期即有调和程朱理学的朱熹与心学的陆九龄等两家学派的思想。到了元代，理学家大多舍弃两派其短而综汇所长，最后“合会朱陆”成为元代理学的重要特点。当代有名的理学家有黄震、许衡与刘因与调和朱陆学的吴澄、郑玉与赵偕，其中许衡、刘因与吴澄被誉称为元代理学三大家。朱学的后继者为了配合元帝的需求，更注重在程朱理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其道德蒙昧主义的特征日趋明显。从而把注意力由学问思变的道问学转向对道德实践的尊德性的重视，这也促成朱、陆思想的合流。元代理学的发展，也为明朝朱学与阳明心学的崛起提供某些思想的开端。

“华夷之辨”

汉族士大夫在蒙元初期大多分成合作派与抵抗派。合作一派是华北儒者如耶律楚材、杨奂、郝经与许衡等人。他们主张与蒙古统治者和平共存，认为华、夷并非固定不变，如果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如果蒙古统治者有德行，也可以完全入主中原。他们提倡安定社会，保护百姓，将中华的典章制度带进蒙元，以教感化蒙古人。另一派是江南南宋遗民的儒者如谢访、郑思肖、王应麟、胡三省、邓牧、马端临等人。他们缅怀南宋故国，为了消极抵抗元廷，采取隐遁乡里，终生不愿意出仕的方式。并且以著述书籍为业，将思想化为书中主旨。到元朝后期，由于元仁宗实行延祐复科，恢复科举，及第者都感谢天子的恩宠，纷纷愿意为元廷解忧。元朝后期国势大墬，政治腐败、财政困难，使得当时士大夫如赵天麟、郑介夫、张养皓与刘基等人纷纷提出各种政治主张，或从弊端中总结经验教训。他们大多提倡勤政爱民、廉洁公正、任用贤才等措施。元末民变的爆发使得南方有不少士大夫出于卫身、保乡、勤王之目的，纷纷组织义兵护国，有些士大夫甚至舍身殉国。在明朝建立后，部分元朝遗老纷纷归隐不出，现代学者钱穆感慨道：“明初诸臣不忘胡元，真属不可思议之尤矣”。

明太祖朱元璋在称帝建国后强调他的天下不是取自元朝手中，而是得自群雄之手，并没有近代所形容的“民族革命”的气氛。明初士人很少关注华夷之辨这一类的话题，现代特别留意明初开国诸臣的民族主义论调的学者钱穆发现，明初士人其实“心中笔下，并无夷夏之别”，诗文中谈及元明革命时“皆仅言开国，不及攘夷”。他愤激道：“所谓民族大义，光复汉唐旧统，诚千载难遘一机会，而明初诸儒似无此想。”。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亦指出：“与其说元明鼎革是一场民族革命，毋宁说它更多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

文学、史学与语文

元朝文学以元曲与小说为主，对于史学研究也十分兴盛。相对的元朝的诗词成就较少，内容比较贫乏，但文以虞集为长，诗以刘因为着。明朝王世贞说“元无文”，但叙事文学如戏曲、小说第一次有主导地位。元朝使华北诞生元曲，江南则出现以浙江为中心的文人阶层，孕育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长篇小说，自由奔放的文人如杨维桢、倪瓒等人，在城市发放出市民文化的花朵。

元曲

元杂剧的压卷之作《西厢记》

元曲分成散曲与杂剧，散曲具有诗独立生命，杂剧则具有戏剧的独立生命。当时城市经济兴盛，元廷不重视中国文学与科举，当时社会提倡歌舞戏曲作为大众的娱乐品，这些都使宋、金以来的戏曲升华为元曲。散曲是元代的新体诗，也是元代一种新的韵文形式，以抒情为主，主要给舞台上清唱的流行歌曲，可以单独唱也可以融入歌剧内，与唐宋诗词关系密切。；杂剧是元代的歌剧，产生于金末元初，发展和兴盛于元代至元大德年间。根据《太和正音谱》中所记，大约有五百三十五本，创作十分巨大而辉煌。元朝后期，杂剧创作中心逐步南移，加强与温州发扬的南戏的交流，到元末成为传奇，明清时发展出昆剧和粤剧。当时散曲四大名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可久与乔吉，有名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反映作者乐观和顽强精神；《恁阑人》（《江夜》）追求文字技巧，脱离散曲特有风格；描写景物的《水仙子》（《重观瀑布》）雅俗兼备，以出奇制胜；其中描写自然景物的曲子《天净沙》（《秋思》）刻划出一幅秋郊夕照图，情景交融，色彩鲜明，被称为“秋思之祖”。杂剧五大名家除了关汉卿与马致远之外，还有白朴、王实甫与郑光祖，有名的作品有《窦娥冤》、《拜月亭》、《汉宫秋》、《梧桐雨》、《西厢记》与《倩女离魂》，主要表现社会与生活情况、歌颂历史人物与事件，强调人物的情感。元曲的兴盛，最后成为与汉赋、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

平话小说

元朝长篇小说源自戏曲说白的平话，这些话本最后写成书的即是小说，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最有名，与明代的《西游记》、《红楼梦 》合称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叙述三国时期曹操、刘备与诸葛亮等人物，小说通篇精巧叙述谋略，虽与史实多有出入，仍誉之“中国谋略全书”；《水浒传》一般认为是施耐庵所著，而罗贯中负责整理。其内容讲述梁山泊以宋江为首的绿林好汉，由被迫落草，发展壮大，直至受到朝廷招安。现存宋元平话共约八种，包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史学和政书

元代的历史研究也十分兴盛。胡三省潜心研究历史巨著《资治通鉴》，1286年《资治通鉴音注》全部成编，公认是对《资治通鉴》的注释最佳者。马端临在历史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著有《文献通考》，记载上古至宋宁宗嘉定末年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十通之一。苏天爵、欧阳玄、虞集与赵世延一同编写的《经世大典》。脱脱主编，由欧阳玄等人编写《辽史》、《宋史》与《金史》。元朝还有记述大蒙古国立国至窝阔台汗时期的《蒙古秘史》。

元朝文字与语言

元朝的文字与语言方面，一般是通用蒙古语与汉语，然而一些说法认为入声字最早被认为在元朝官话消失。文字通用汉文与蒙古的八思巴字。八思巴文是元世祖时由国师八思巴根据当时的吐蕃文字而制定的一种文字，用以取代标音不够准确的粟特语蒙古文字。然而此时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已经析为元朝和四大汗国：蒙古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因此八思巴文一直只有元朝采用，并主要用作为汉字标音符号。元朝灭亡后，仍然推行于北元，到了16世纪末期，蒙古高原的蒙古人受其他蒙古民族同化，转而重新采用蒙古文字。

宗教

元朝与四大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横跨欧亚大陆，幅员辽阔，其疆土内的种族也十分繁多，这些都使得元朝的宗教呈现多元化，各类佛教（含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道教、白莲教等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东西方的商旅、教士亦来往频繁，自西方传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含景教和天主教）与犹太教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加。由于元朝对境内各种宗教基本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对信仰宗教的问题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甚且优容礼遇之，这种环境自然有利于宗教的传播与发展。元朝僧人有免税免役特权，致使一些不法之徒投机为僧，甚至干预诉讼，横行乡里，成为元代的一个社会问题。不过，元世祖曾在礼节上歧视伊斯兰教，例如不尊重其宰羊方法，伊斯兰教徒被逼吃死肉，此法令亦适用于基督教徒。元朝对宗教管制较为宽松，使得民间如白莲教、明教等借此建立秘密组织，进行抗元起事。

汉传与藏传佛教

各类佛教中以藏传佛教最为兴盛. 藏传佛教约唐中期自吐蕃传入唐朝，专以祈祷禁咒为事。汉传佛教在唐武宗时遭受打击，宋朝时只剩禅宗慢慢恢复，然敌不过道教与理学。藏传佛教中，萨迦派（花教）自窝阔台汗至元世祖期间逐渐获得蒙元朝廷的尊重。忽必烈早在攻击吐蕃时即于萨迦派的喇嘛扮底达讲和，而后扮底达的继承人八思巴被元世祖奉为国师（后升为帝师），赐玉印，任中原法王，命统天下佛教，并兼任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使来管理吐蕃（今西藏）事务，这是以宗教领袖统治西藏地区之始。八思巴还为元朝建立八思巴文。藏传佛教在元朝皇帝的推崇下，在社会与政治上均有极高的地位。诸位元朝皇帝均受藏传佛教的戒律，藏传佛教也逐渐推广到蒙古各部。然而皇室用于佛事之钱要占国家财政支出一半（皇帝即位前要灌顶），寺院也拥有庞大的产业，部分喇嘛也骄纵不法，危害社会。例如元世祖时，江南佛教总统喇嘛杨琏真珈喜好掘墓，曾挖掘宋朝诸陵与诸大臣坟墓百余所；包庇平民不输租赋者，达两万三千户，其余如夺人产业，奸污妇女等类之事，更为常见。

全真教的开教教主王喆与北七真，其中丘处机居其左首第一

道教

道教自宋朝即十分兴盛，金朝与南宋时期即有全真教、太一教与大道教三派。全真教由王喆创立，主张修孝仅存一之德，然后学道。成吉思汗于西征时邀清全真教道士丘处机西行中亚，十分礼遇他，并且他掌管天下道教。丘处机后来与其弟子李志常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大道教主张苦节危行，不妄取于人，不苟奢于自，从创教教主刘德仁五传至郦希诚，被蒙哥册封为太玄真人，掌管教务。太一教以传授太一三元法箓之术为主，从创教教主萧抱珍五传至李居寿时，元世祖兴建太一宫，并让他居之，获得太一掌教宗师印。然而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元世祖曾命烧去一些“捏合不实”的道经如《老子化胡经》等，然而仍然册封各派宗师以安抚之。

基督教（含景教）与犹太教

元朝的基督教（即天主教）称为也里可温教，唐朝时基督教的分支景教（聂斯脱里派）因唐武宗的禁止而式微，到元朝时基督教再度传入中国。当蒙古人数度西征时，欧洲频繁发动数次十字军东征，征伐西亚的伊斯兰教徒，因此欧洲人有意和蒙古结盟，共抗伊斯兰教徒。贵由汗时，罗马教皇曾派使者到和林见贵由汗；元世祖时教廷又派方济各会教主由海道抵大都，元世祖同意其传教，而景教教徒分布在扬州、杭州、镇江与泉州等地，最后分布到华北、西北与西南。然而基督教时常与佛道两教冲突，方聂两派也自相牵制。元朝晚期，教皇有意派主教来华整顿教务，然而主事者漠不关心，元朝灭亡后东西交通断绝，基督教再度式微。犹太教称为术忽或主吾，犹太人大多定居开封、杭州、大都与和林等城市。由于犹太商人擅长理财，元廷视为财政来源之一。

伊斯兰教

元朝的伊斯兰教（又称回教）称为木速蛮教，也是于唐武宗后式微于中国，而后流行于西域中亚各国如畏吾儿、花剌子模等国。成吉思汗西征时降服许多西域回教国家，使得伊斯兰教徒仕于蒙古朝廷甚多。由于色目人（即西域各族）擅长理财，元世祖统一中国后更任用色目人，给予极大的权力。这些都使得伊斯兰教盛行于中国西部、云南地区等，部分色目商人也有定居于沿海广州、泉州、杭州与扬州等地区，渐渐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特色，几乎覆盖全国。1357年至1366年间更在福建发生色目军乱，史称亦思巴奚兵乱。当时蒙古王公大臣也有信奉伊斯兰教，其中安西王阿难答更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于元成宗驾崩后担任监国，并且很有机会继承为皇帝。如果他担任皇帝，可能使元朝国教改为伊斯兰教。

艺术

元朝经济发达，城市文化兴起，又因为交通发达，东西文化交流，使得元朝艺术呈现多元化。

绘画

绘画方面，文人画成为主流，着重个人及书法表现，风格与元代强调装饰的宫廷绘画迥然不同。元初赵孟頫、高克恭等人提倡复古，回归唐朝和北宋的风格，并且将书法入画，创造出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格。元朝中晚期以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等元代四大家 为主，其中又以黄公望为冠。他们寄托清高人格的理念于绘画上，以隐逸山水与梅、兰、竹、菊、松、石等为象征。黄公望创始“浅降山水”，先以水墨钩勒皴染为基础，加上以赭石为主色的淡彩山水画。由于元人以较干的笔法在纸上作画，这不同于宋人绘于绢上。山水画除了皴法以外，增多擦的效果，犹如中国书法一样。为了使画面的上方可以题上诗句，所以故意留出一角，题上自己作的诗句，使诗、书、画三者合成一体，影响明清国画至今。元代的花鸟，以钱选最为有名，他学习宋人赵昌的画风，具有宋人厚重典雅的趣味。其他如赵孟、赵雍、陈琳与刘贯道等均以兼善花鸟出名。

书法

元朝书法的核心人物是赵孟頫，他的书法深受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影响，所创立的楷书赵体与唐楷之欧体、颜体与柳体并称四体，成为后代规摹的主要书体，表现为“温润闲雅”“秀研飘逸“的风格面貌。审美观趋向飘逸的超然之态获得一种精神解脱有一定联系。鲜于枢与赵孟頫齐名，但影响略小，尤其擅长行、草书。与他们同时代的书法家邓文原则擅长章草，是研习这种古书体不多见的名家之一。康里巙巙稍晚于赵孟頫，也以草书名世，是少数民族书法家的代表人物。 　

瓷器、雕刻与其他工艺

元朝的工艺美术十分发达，在传统的工艺美术上吸收了藏族等其他民族文化，对元代工艺美术带来了新的发展。官办手工业人材荟萃，技艺精湛，生产出了大量高级手工艺品和消费品，最明显的如陶瓷工艺、织绣工艺等。元朝瓷器及漆器等实用艺术常有创新。元朝是景德镇真正驰名的时期，最著名的瓷器即为青花瓷和釉里红。受到中东文化影响，瓷器有丰富的蓝白色装饰，中东商人也会订制大量的龙泉青瓷。元朝也完成许多佛教雕刻，其中，密宗多手佛像显示蒙古人对尼泊尔、西藏地区藏传佛教艺术的爱好。银器工艺家朱碧山知名的银器的雕造技术也是在此时发展。此外元代也制作生产雕漆工艺品。

科技

由于元朝朝廷与社会提倡思想多元，经济发达提供可靠的物质保证，交通发达与中外交往空前活跃又为吸收世界各地科技创造条件，使得科学技术有很高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天文历法、数学、农牧业、医药学与地理学等方面。中国古代的发明印刷术及火药等出现了印刷活字盘与火铳等技术，西传西方后促进欧洲国家的进步。波斯、阿拉伯素称发达的天文、医学等成就，也在元朝被大量传至中国。由于东西贸易的兴旺，西域的玉石、纺织品、食品及珍禽异兽等也源源不断输入中国。中外的科技交流，促进了各自的科技进步，元朝正好为这种交流提供了比以前历代都优越的条件。

天文学与历法

元朝在天文历法方面十分发达，元世祖邀请阿拉伯的天文学家来华，吸收了阿拉伯天文学的技术，并且先后在上都、大都、登封等处兴建天文台与回回司天台，设立了远达极北南海的27处天文观测站，在测定黄道和恒星观测方面取得了远超前代的突出成就。元朝有名的天文学家有郭守敬、王恂、耶律楚材、扎马鲁丁等人。耶律楚材曾编订有《西征庚午元历》，1267年扎马鲁丁撰进《万年历》，郭守敬等人修改历法，以近世截元法主持编订了《授时历》，《授时历》于1280年颁行，延用了400多年，是人类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扎马鲁丁与后来的郭守敬研制出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窥几、正方案、候极仪、立运仪、证理仪、定时仪、日月食仪等十几种天文仪器，当时在天文台里工作的还有阿拉伯天文学家可马剌丁、苫思丁等人。回回司天台一直存在到元末明初，仍由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剌、司天监丞迭里月实等修定历数。

数学

元朝数学涌现出了一批杰出数学家及其著作。如李冶及其《测圆海镜》、《益古演段》；朱世杰及其《算学启蒙》、《四元玉鉴》；李冶提出的天元术（即立方程的方法）及朱世杰提出的四元术（即多元高次联立方程的解法），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新成就。算盘在元代也初具规模。

农学

王祯《农书》记载的宋元纺织机

元代的农业技术主要可见于《农桑辑要》、《王祯农书》与《农桑衣食撮要》等三部书。《农桑辑要》由元廷主持编纂，全书分七卷十篇，对元及其以前的作物栽培、牲畜饲养做了总结，并保存了大量古农书资料，对推广农牧业技术，指导农牧业生产有重要作用。《农书》为著名农学家王祯所著，，全书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总结了古代的农业生产经验，又介绍了当时的新技术，是继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农业科学著作。王祯认为要不违农时、适时播种、因地制宜、及时施肥、兴修水利才是取得农业丰收的保证，其中关于棉桑种植具有现实意义。《农桑衣食撮要》为鲁明善所著，此书重在实用，按月记载农事活动，特别还涉及到游牧生产，可补《农桑辑要》及其它古农书之不足。

医药学

医药学方面，史称金元四大家中有两位生活在蒙元时期。李杲师承张元素，强调补脾胃，创立了“补土派”，著有《脾胃论》、《伤寒会要》等。朱震亨拜罗知悌为师，发展刘完素火热学说，主张以补阴为主，多用滋阴降火之剂，后人称其为“滋阴派”，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等书。外科骨伤科方面成就更为突出，危亦林在麻醉与骨折复位手术上有创新。萨德弥实的《瑞竹堂经验方》很注意北方的寒冷气候及蒙古族游牧生活实际，有不少治疗骨伤及风寒湿痹的方剂，有的时至今日仍为医家所使用。元廷太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反映了当时国内各少数民族及中外人民的饮食文化交流。

地理学

地理学方面《元一统志》的编纂、河源的探索、《舆地图》的问世及大批游记类著作的出版是其主要成就。《元一统志》由政府主持，扎马鲁丁、虞应龙具体负责。该书对全国各路府州县的建置沿革、城郭乡镇、山川里至、土产风俗、古迹人物均有详细描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1280年元世祖命女真人都实探求黄河河源，认为星宿海（火敦脑儿）即河源，比较接近实际。潘昂霄还据此撰成《河源志》。道士朱思本考察了今华北、华东、中南等广大地区地理形势，参阅《元一统志》等地理学著作，以“计里划方”法，绘制成《舆地图》，成为元朝地理学及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游记类地理学著作有耶律楚材《西游录》，李志常整理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汪大渊《岛夷志略》等，对元朝国内外的地理地貌、风土人情、贸易来往等颇多描绘。

元朝社会

元代社会因思想多元化、商业经济发达与交通便利，使得元帝国的强盛，是东亚地区的富裕大国，在欧洲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盛况。随着理学影响的下降，长期以来压在人们心头的封建礼教的磐石随之松动，下层人民和青年男女，蔑视礼教违反封建伦理的举动越来越多，以至王恽对宣扬礼教的做法，发出了“终无分寸之效者，徒具虚名而已”的慨叹。孔齐在言道：“浙间妇女，虽有夫在，亦如无夫，有子亦如无子，非理处事，习以成风。”。在此说明元朝社会的价值观念在变化，说明元代文学作品出现众多违背封建礼教的人物，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元朝民间的木偶剧院

由于元帝对科举的轻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造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士人”明显不同的变化。至于蒙古族的生活方式，则纯粹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早期社会中的婚姻以外婚、仇家禁婚、无伦理上限制为主。他们有传统的婚礼习俗，在统一中国后，由于蒙汉通婚，部分也采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