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福建历史：资本主义萌芽与封建统治危机

一、商品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明清时期，福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同时，由于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封建统治开始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兵分三路入闽，迅速击败元军陈友定部，统一福建。明王朝成立后，为了巩固在福建的统治，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缓和矛 盾，如招集流亡，劝农兴学，减轻赋税；丈量土地，以避免转嫁赋役，保护小自耕农；除窑冶、房地租、门摊外，废除元代遗下的30多种额外之课；商税三十而税 一，农具、书籍及不在市场交易者不税；市场不设官牙和私牙，以减少中间剥削；允许匠户除在规定时间为政府服役外，其余都归自己支配。嘉靖八年(1529 年)，废除工匠轮班制，改行折收代金，由政府雇工替代，工匠徭役制基本废除；永乐元年(1403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省、府“殷实大户，充 北京富户”，以减少武断乡曲、为非作歹的人物。朱元璋采用重典，禁止司府州的官吏下乡骚扰百姓。

再则是加强海防建设。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置福建沿海五卫指挥使司，所属12个千户所都建有城堡；又设45个巡检司，分隶于卫、所，以互相策 应。所有卫所的兵力，海防的归设在福州的福建都司指挥；陆路的归设在建宁府的福建行都司指挥。另设5个水寨，各拥有兵船，以保海疆。

郑和七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其所用海船绝大多数是福建造的，最大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福建在唐代就能造可运载数千石米的大海船。 北宋宣和间(1119～1125年)，朝廷每次遣使赴高丽，总是先期要“雇募”福建海船。元代，福建造船技术又有发展。伊本·拔图塔称：“中国船舶之用于 航海者”，“每船水夫共载1000人，其中600人为水手，400人为护勇、弓箭手、铳手之属”，“皆造于中国之泉州及广州两处”。永乐元年(1403 年)五月，明成祖“命福建都司造船137艘”，以供郑和下西洋船队用。船队所需物品很大部分是福建提供的，主要是茶、盐、糖、油、雨伞、樟脑、瓷器，以及 各色纻、丝、纱、绵等纺织品。郑和七下西洋，从南京出发后，都在长乐太平港停留半年至10个月，以筹办补给品、等候季风。福建不少人在郑和船队充当水手、 翻译以及其他职务。

明代，福建社会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开始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

农业开始突破自给自足的范围，呈现向商品化经营迈进的趋势。农业生产已从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经营经济作物，农业种植出现区域化的分工，以适应商品市场 的需求；农业生产开始向多熟制和引进杂粮道路发展，如引进番薯、落花生、玉蜀黍等，以补充茶、烟、蔗和水果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而排挤稻米主粮的生产；农民 不安于农业，“辄弃耒耜而从商”，沿海人民向海外流动，山区农民往它省迁移，身怀技艺者形成流动性大的市民阶层；改进农业技术，重视精耕细作，生产力水平 提高。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农民同市场的联系加强了，“佃农所获，朝登陇亩，夕贸于廛”。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削弱，社会上出现大批雇佣劳动者，为农工商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奠定基础。

手工业呈现不断上升的势头，在国内外占有重要地位。日本、朝鲜、琉球以及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地区都欢迎福建手工业品。《闽部疏》载：“凡福之绸 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福 建地处沿海，手工业品输出方便，更加刺激手工业生产，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中叶以后，福建矿冶业最先出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作坊。之后，航 运业中也出现“富家征货，固得捆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明代福建商业更具特色。一是商品生产、交换更加社会化。宋元时期的商贸活动，以外贸为主，以高档商品为主；明代的商贸活动内外贸并重，而以生活必需品 为主。外贸由入超变为出超。二是墟市遍布各地农村，而且形成网络。商贩可根据各地不同墟期穿插进行商贸活动。三是新兴市镇崛起。如福清龙田，莆田冲泌，惠 安崇武，晋江安平，龙海月港，都在此时崛起。四是民风由俭朴向奢侈转变。如生活不优裕，“虽贵宦巨室，闾里耻之。故其民贱啬而贵侈”。不少士大夫、地主， 因而弃儒从商。

二、社会矛盾加深与封建统治危机

随着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社会矛盾更加错综复杂，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并出现新的变化。

福建农民起义的原因，固然也是由于土地兼并剧烈，农民地租负担增重，而导火线却与地主的超经济剥削有关。山区宁化县，“大抵富者有田，坐享七成之利， 农民佃其田，终岁勤动，获至三分(成)，籽种耨获之费在其中”。佃户向地主交租，不管路途远近都得亲自送到地主家里，另要送给地主薪、米、鸡、鸭、蔬果之 类所谓“冬牲”。地主还利用官斗、乡斗大小从中盘剥。这就是福建阶级矛盾斗争的特殊之处。《闽省领要》载：“闽人业主佃户，并无情意浃洽，彼此视为仇佳 谁”，“以致业佃互相诉讼，经年不休，宁化县尤甚，往往酿成命案”。

邓茂七(本名邓云)是沙县佃农，因为骁勇，担任都总甲之职。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他号召沙县佃农不要向地主“送租”，要地主自备脚力取租， 并且不许地主向佃农勒索“冬牲”等物。广大佃农积极响应。地主联合到县衙告发邓茂七，县官立即下令逮捕。邓茂七率众将官兵“杀伤殆尽”，“乃刑白马，歃血 誓众，遂举兵反”，自称“铲平王”，“设官署”，“封官职”，以沙县陈山寨为根据地，建立起农民革命政权。“他县游民皆举金鼓、器械应之”。如沙县佃农、 永泰客民、尤溪炉丁等都闻风而起。特别是尤溪炉主蒋福成，因不堪官府苛捐杂税勒索，号召炉丁、居民、农民、贫民等，占领尤溪，参加邓茂七起义队伍，起义人 数达到10多万人。农民革命风暴震动八闽，但在官军强大兵力围剿下，邓茂七起义军终于宣告失败。这次起义不用迷信手段组织群众，而直接号召贫苦农民入伍， 是一大进步；邓茂七自称“铲平王”，以铲平封建剥削为目标，斗争锋芒指向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农民斗争的新内容；起义重点是 反对地租剥削，影响深远，随后农民抗租斗争前仆后继，接踵而起。

抗倭斗争本是针对日本海盗，属于民族矛盾，但自朱元璋打败张士诚、方国珍割据势力后，其残部流窜海岛，并和倭寇结合，壮大了倭寇的声势。因此到明嘉靖 时期，倭患特别严重。其根本原因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引起社会矛盾斗争变化。福建海上私人贸易十分活跃，形成各不相属的海商集团。 他们“各认所主”，“各自买卖”，“强弱相凌，互相劫夺”。海商集团的争斗，必然为倭寇所利用，与倭寇相勾结；破产农民到处游荡，为了生活出路，被迫加入 倭寇，或被倭寇所掳掠，壮大了倭患声势；明朝廷处理海防问题混淆阶级与民族矛盾的界限，加剧了倭患。他们厉行海禁，残酷迫害海商，引发私人海上贸易集团的 强烈反抗，亦为倭寇所利用。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后的七八年间，倭寇先后攻陷福建府城、县城计12座，卫城所城9座，沿海主要城镇皆遭袭击，军民被杀被掳者达10万多人， 房舍被焚数万间，财物被掠无数，原本繁华的沿海地区残破不堪，甚至变为废墟。福建军民进行了长期的抗倭斗争，特别是在戚继光、俞大猷的领导下，连战皆捷， 终于消除嘉靖以来的福建倭祸。

倭患平息后，福建海外贸易又迅速发展起来。明廷为发展漳州月港的海外贸易，以扩大收入，在月港设置督饷官吏，负责税收。月港的舶税收入由刚开禁时每年 3000多两，增至万历四年(1576年)的1万两，十一年又增至2万多两。舶税的增多，反映了开设“洋市”后月港海外贸易发展之迅速。万历年间 (1573～1620年)，御史中丞周起元说：“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万历以后，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当政者横征 暴敛，加上连年战乱和清初“迁界”，月港逐断衰落下去。

由于海外贸易兴盛，福建到国外谋生的人越来越多，海外华侨发展进入新时期。福建人到海外定居，成为华侨，早在唐代就已开始。宋元时期，对外交往频繁， 出国定居的福建人因此大增。其人员多半是舵工、水手或小经纪人等下层穷苦人家。明中叶之后，民间私人海商兴起，福建华侨成分开始复杂化，还包括从农村出来 到海外寻找生活出路的农民、渔民、手工业者、小商贩以及游民、逃兵、逃犯、海盗乃至自由海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泉、漳商民，贩东西二洋，代 农贾之利，比比皆然。”随着华侨人数的骤增及成分的变化，华侨对国内国外的作用影响也大为加强。

一是要求开放自由贸易，反对封建的“朝贡贸易”。因为“朝贡贸易”局限性大，必须受期限制约，来船数量限制，不能随意往来。华侨与封建政权矛盾尖锐化，从而爆发反海禁斗争。

二是反对殖民统治。华侨与西方殖民势力不相容。明代中后期，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东南亚，华侨深受打击和压迫，多次惨遭殖民者屠杀。因此，在东南亚各国人民反殖民统治斗争中，华侨始终是他们最可靠的同盟军。

三是他们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勇敢，与侨居国人民一起辛勤开拓，为居住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明代后期，到菲律宾的福建华侨达“数万人”。此 外，移居马来亚、印尼、越南、暹罗等地的华侨也不少。据估计，17世纪，华侨在东南亚的人数“当在10万人以上”。他们大都从事垦荒、种植、开矿、筑路、 工匠、小商贩等业。一些无人居住的荒岛，被他们开发成农业或渔业基地，促进了当地商业和对外贸易的繁荣。

四是热爱祖国，热爱故乡。福建大概从明嘉靖开始，就有侨汇的记载。他们用侨汇赡养家眷、修宅盖屋，把财产“分惠”给亲人。他们与国内政治斗争相结合，声援国内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这一光荣传统，一直为后代华侨所继承和发扬。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殖民者相继来到东方抢占殖民地，开始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明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荷兰第四 任长官柯恩派遣联合舰队司令雷约兹率舰队进攻澳门，占据澎湖。六月下旬，荷兰联合英国又一次进攻澳门，侵犯厦门。崇祯三年(1630年)再次侵犯厦门。崇 祯六年(1633年)袭陷厦门城，窥海澄境，青港、荆溪、石码一带惨遭劫掠。崇祯七年(1634年)犯铜山五都。崇祯十二年(1639年)大规模骚扰闽、 浙。根据侵略者威廉·庞德古《难忘的东印度旅行记》统计，仅从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十八日至次年十月，侵略者就洗劫、焚毁福建沿海村庄9个，焚毁民 船81只，劫走19只，有1000多人被绑架、折磨致死，剩下的365名强劳力，被押送到巴达维亚出卖作奴隶。沿海居民被杀戮和被抢走的财物则无法统计。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郑成功在厦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进军台湾。三月，从厦门移驻金门，部署军队，大修船只，积极准备收复台湾。四月二十一 日，他亲率军队25000人，大小战船数百艘，从金门料罗湾出发，进军台湾。台湾汉族和原住民一听祖国军队到达，群情激奋，纷纷前来欢迎和协助，“南北路 土社闻风归附者接踵而至”，“土民男妇壶浆迎者塞道”。郑成功率军经过9个月英勇战斗，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一日，终于迫使荷兰殖民长官揆一在投降 书上签字，结束荷兰侵略者在台湾的38年统治。郑成功以台湾作为抗清根据地，准备坚持长期抗清斗争。清统治者为了切断东南沿海人民同郑成功的联系，进一步 强化“闭关锁国”政策。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封建统治危机加深。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撤销海禁，福建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促成厦门港的崛起。郑氏降清后，清政府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并把台 湾和厦门都归属于台湾兵备道管辖，两地各设一名海防同知，负责稽查海口。于是，台湾和厦门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台湾的开发，台湾的米粮自给有余，大量地供 应福建内地，每年有4000余艘军粮船运入厦门，“台运”成为厦门的一大要政。厦门成为台湾米粮输入内地的码头，是内地人民渡海的口岸，又是清廷联系台湾 的总枢纽。清廷为解决福建缺粮问题，允许外商免税输入洋米，与西方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促进厦门港的繁荣。厦门港成为“通洋正口”，“货物聚集，关税充盈。 至嘉庆元年，尚有洋行8家，大小商行30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道光十五年(1835年)，英国人胡夏米在寄给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上说：“厦门的商务 要比天津的商务繁荣得多。”福建社会经济至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