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前广东历史概况介绍

一、唐以前历朝对岭南的统治

(一)古代先民及秦平岭南

广东古为岭南地区。古之岭南包括今广东、广西东部、越南北部和中部以至湖南部分地区。文字记载岭南之事乃春秋战国之后，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版图则在秦朝。此前之史事主要是依据考古发现和一些传说。

据考古发现，距今十二三万年前，岭南地区就已有人类的活动。1958年8月，在粤北曲江县马坝镇出土了一个被命名为“马坝人”的头骨。据测定，“马坝人” 的生活时代距今12.9万年。1978年和1989年，在粤西封开县渔涝区河儿口村的峒中岩发现3颗人牙化石，其中2颗的结构具有较多的原始特征，是与马 坝人同一时期的人类牙齿，被命名为“峒中岩人”。

与此同时，广东各地陆续发掘文化遗址和出土石器、陶器，表明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一样，经历了旧石器、新石器、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其代表遗址是：阳春独石仔洞穴遗址、石峡文化遗址、西樵山文化遗址、陈桥村遗址等。

文字方面，《史记·五帝本纪》云：“放 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据考，兜乃尧之子丹朱之异称，各书谓其自投南海，乃流落于南裔，繁衍子孙。又《始兴记》云：“含洭县有尧山，尧巡狩至此，立行台 也。”含洭在今广东英德境内。虽然尧为传说中人物，所记之事未必为实，但也多少反映了三代传说时，已将岭南境列入属地。

古时岭南的居民，主要为百越中的南越族、骆越和西瓯。今广东雷州半岛一带和今广西钦、廉等南部地区为骆越人居住地区，今海南岛亦为西瓯、骆越之居地，而今 广东其他地区则为南越族分布的地区。此三族以稻作农业或渔猎捕捞为主；生产工具和武器为石器；生活用具普遍使用几何形印纹陶器；巢居或栅居；短袖不履，断 发纹身和椎髻，崇拜蛇图腾；习水善舟；喜食鱼、鳖、蛇、蚌、蛤之类。秦以前，岭南居民尚处刀耕火种阶段，社会发展水平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即使是秦以后至南 朝八百多年间，岭南的发展仍然缓慢，被中原人士认为是个野蛮的地区。

商周以后，岭南的越族及其先民，便与中原地区尤其是长江流域的百越族和吴、越、楚等国有了日趋频繁的经济文化来往。这对岭南地区早期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 进作用。据考古发现及学者研究，早在商代，岭南已与商王朝存在有朝贡关系，朝贡物品主要为“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等。西周建立后， 这种朝贡关系保持不变。春秋战国时期，岭南与楚、扬越、吴、越等也有一定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其生产水平的影响。其中受楚国的影响为多，其时岭南有部 分地区属楚国统属。古番禺就有“楚庭”之称。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秦灭楚，以屠睢率卒分五军征岭南。其间，受到岭南越族的激烈抵抗，屠睢战死。任 嚣和赵佗统兵，卒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平定岭南。同年，秦廷在岭南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其中南海郡北连南岭，东南临南海，西至今广西贺县，包 括今粤北、粤东、粤中和粤西的一部分，治番禺(今广州市)。这是见诸文字记载的岭南地区第一次正式划入中央王朝的管治之内。有别于普通州郡军、政、监分设 之制，岭南三郡仅设南海郡尉(首任南海尉任嚣)，统辖三郡，集军政于一身。这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秦朝在岭南地区强化军事管治的需要。

(二)南越国及汉王朝对岭南的统治

秦二世三年(前207)，秦朝灭亡，继而楚汉相争，中原动荡。南海郡尉任嚣临终时嘱龙川令赵佗宜兴兵绝道，自行立国。汉朝立国不久，赵佗以南海郡为基地，出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同时把象郡析为交趾、九真二郡。又在任嚣城的基础上构筑宫殿，建成城周十里的“赵佗城”。

汉高祖三年(前204)，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以番禺为都。这是广东古代第一个割据政权。南越国前后共历五世(赵佗、赵眜、赵婴、赵兴、赵建德)，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被平定，存在93年。

南越国是在原秦置岭南三郡的基础上建立的，其版图与原三郡辖境大致相同。政制亦袭秦仿汉：王位世袭，对外称王，对内则称帝，有帝号，并立有太子；官制与汉 相仿，中央设有太傅、丞相、御史、内史、中尉等，地方则郡国并行，郡县设监或令，如桂林监、揭阳令等，国则是封邑，分侯、王两种，如高昌侯、苍梧秦王等。 俨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南越国存在的93年间，赵氏数代在岭南实行“和辑越人”的民族政策。《史记·陆贾传》载，陆贾首次到岭南游说赵佗归汉，赵佗接见他时，不戴王冠，头上理了 个典型越族装束——圆锥形的发髻。这是赵佗为了和辑当地人民，认可和接受了越族的风俗。从已经出土的南越墓葬也可以看出，当时南越国上至国王，下至各级官 吏，在饮食、丧葬、乐制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吸收或采用了越族的例规。同时，吸收越人参政或参军，鼓励王室和官吏、士兵与越族通婚。这些措施，得到了越人 的拥护，对岭南地区的政局稳定和民族融合，推动岭南的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史载，越人本“好相攻击”，但在赵佗的治理下，“相攻击之俗益止”。

南越国在存在的数十年间，与汉王朝的关系一直是若即若离。从南越国赵氏方面，值秦末之乱和地理之辟，雄踞一方，自是不愿放弃。而汉朝廷方面，初时亦因天下 初定，内有诸王谋反，外有匈奴寇边，对岭南之事无暇顾及。局面大定，但百废待兴，对南越赵佗的割据，汉高祖刘邦只好采取承认既成事实的方针，避免兴兵动 戈，便于高祖十一年(前196)派陆贾出使南越，册封赵佗为南越王，改自立为朝廷封立，虽形式上无差异，但将南越国确定为汉朝的属国。赵佗也不愿开罪强大 的汉朝，表面上也接受了汉朝的册封，对汉称臣，且不定期朝贡，但在内部，却仍仿汉朝廷行帝制。可见汉朝与南越国的这种君臣关系是不太牢固的。

高后四年(前184)，高后吕雉听信朝臣意见，禁止与南越通商，阻断对南越的铁器供应，并毁赵佗在真定的祖坟。赵佗遂称帝，起兵攻长沙。高后遣军出击，收 效不佳，始终不能越五岭。汉文帝即位后，再遣陆贾出使南越，抚慰赵佗，赵佗遂取消帝号，复向汉朝称臣，但南越国内的一切政制没有改变。

汉武帝即位后，对北方的匈奴主动进攻，大败匈奴于漠北，消除了后顾之忧；且经文、景两朝的休养生息，国力已强盛，便不满足于南越对汉名为臣服、实则割据的 现状，不断对南越施压，并收回南越国重要职位的任命权，废除南越的黥刑、劓刑，改行汉朝刑法。迫于此，南越王赵兴与其母摎氏遂有“内属”汉王朝的倾向，但 遭到以南越国丞相吕嘉为首的实权派的反对。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遣兵二千入越，吕嘉与其弟起兵杀赵兴及其母和三名汉使，围歼汉兵，发兵把守边关， 立术阳侯赵建德为南越王。汉武帝命路博德为伏波将军，杨仆为楼船将军，率军分路征南越，并于次年冬攻陷王都番禺，俘获赵建德和吕嘉。接着，路博德又挥师南 讨西征，至元鼎六年(前111)，平定南越全境。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将原南越国地分置南海、合浦、苍梧、郁林、珠崖、儋耳、交趾、日南、九真等九郡，另将今粤北部分地区并入桂阳郡。南海郡治番禺，辖番 禺、四会、中宿(今清远)、博罗、龙川、揭阳6县，除揭阳县部分地区今属福建外，其余均在今广东省境内。桂阳、苍梧、合浦、珠崖郡辖的部分县亦在今广东境 内。郡设太守，县置县令或县长，此制延用至东汉。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设13部刺史，岭南为13部之一，称交趾部，治广信。西汉末年，改部为州，称 交州，地方行政建制遂为州、郡、县三级制。

(三)三国至隋岭南地区的政局

汉末曹操、刘备、孙权争雄，东吴孙权把势力范围扩展至岭南，于建安十五年(210)任步骘为交州刺史。步骘到任后，将番禺城进行了重建，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把交州治所从广信迁至番禺。步骘在岭南，主要依靠以士燮为首的岭南士氏大族进行管治。

吴黄武五年(226)，孙权为削弱士氏的势力，将交州一分为二，即分合浦以北为广州，交趾以南为交州。后孙权又派吕岱平定士氏的反抗，将二州复为交州。吴永安七年(264)，吴第二次将交州分设为交、广二州，广州作为行政区域至此确立。

岭南在孙吴管治时期，战事较少，社会相对安定。但其时三国纷争，孙吴兵源缺乏，在取得交州后，便把岭南作为兵源之库。步骘、吕岱、陆胤等先后治交州，或击降地方士族势力，或大量征发当地人，“以充军用”。同时，大量征调岭南土产，以充财政。故此期间，岭南的发展缓慢。

咸宁五年(279)，晋武帝灭吴。武帝在所有原吴之辖地实行“除其苛政，示之简易”的政策，人民的负担相对较轻，岭南地区的政局较为稳定，农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都得到一定的发展，番禺这时也逐渐成为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孙恩举兵反晋，败死后由其妹夫卢循领其众。元兴二年(403)卢循被晋名将刘裕击败，浮海南下，攻占广州。刘裕一时无暇南顾， 便以朝廷的名义任卢循为广州刺史。卢循较能和辑土著各族，颇得民心。而卢循信奉五斗米道，居广州7年，对道教在岭南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义熙六年 (410)，卢循听徐道覆之劝，乘刘裕北伐南燕之机，举兵北进伐晋，被刘裕回师击败，卢循战死，余众溃散。

东晋泰常二年(420)，刘裕废晋，建立宋朝。至宋文帝时，“役宽务简，氓庶繁息”，社会较为安定，经济也有较大的发展。但太子刘劭弑父自立后，围绕王位 之争，屡屡发生内战，岭南亦受祸害。宋明三年(479)，萧道成篡宋，建立齐朝。齐朝仅存二十余年。齐中兴二年(502)，萧衍篡位建立梁朝，存24年。 齐、梁两朝，除陈霸先举兵讨平响应侯景叛乱的广州刺史元景仲外，岭南未发生重大变乱和战事。梁太平二年(557)，陈霸先废梁，建立陈朝。陈太建元年 (569)，广州刺史欧阳纥反，被车骑将军章昭达讨平。此次战争对广州破坏颇大。沈恪赴广州刺史任时，广州“罹兵荒，所在残破”。后主陈叔宝即位后，贪暴 荒淫，地方官员也贪若豺狼，租调征责无已，岭南人民亦深受其苦。

隋朝建立后，于开皇九年(589)灭陈。随后，由韦洸率军越大庾岭南下广州。其时，高凉俚人大首领冼夫人受高凉及附近数郡各族拥戴。冼夫人受亡陈后主之 命，起兵配合隋军，平定岭南。不久，陈朝旧将王仲宣和各地豪族起兵反隋，冼夫人先后遣其孙冯暄、冯盎率兵配合隋军平定各地豪族的叛乱，并陪同隋大臣裴矩巡 抚岭南20余州，各地豪族皆来参谒，愿接受朝廷的管治。隋朝在岭南的统治始趋巩固。

隋平岭南后，在岭南省并州县，取消郡一级建制，推行州县二级制，以州辖县。炀帝继位后，罢州置郡，以郡统县。经此两次行政改革后，今广东境内由南朝末30 余郡减少为12郡，彻底改变了州郡“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现象，减少了行政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文帝时，一改陈末虐政繁赋之弊端，实行省刑宽 政，轻徭薄赋，减轻人民的负担。文帝还特别重视广州的海外贸易，规定“外国使人欲来京邑，所有船舶沿沂江河，任其运载，有司不得搜检”。炀帝即位初期，也 曾减免徭役。

炀帝后期，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起而造反。岭南亦受其苦，先后发生珠崖民王万昌兄弟、酋帅陈 、酋帅梁尚惠、高凉通守冼宝彻等造反。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后，天下更乱，岭南的地方官吏、汉俚豪族、农民武装等纷纷拥兵自保，并在表面上依附向南扩张的萧 铣或林士宏，形成割据局面。唐武德五年(622)，唐军南下，岭南各割据势力纷纷降唐，岭南遂定。但一些豪族势力仍不断作乱，至贞观初年，岭南各豪族的叛 乱才平息。

二、岭北移民入粤及土著的逐步汉化

秦平岭南后，以谪徙民充岭南。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 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以适遣戍”；“略定扬越……以谪徙民，与越杂处。”据载为50万人。次年将一批失职官吏徙“南越地”，可能有数万户之多。后赵佗 “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这批女子与留戍三郡的秦军婚配，于岭南繁衍后代。这是见诸文字记载的中原地区向岭南第一次颇具 规模的移民。这些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岭南地区社会的发展。

南越国建立后，赵氏王朝采取“和辑越人”的政策，充许官吏、士兵与越族人通婚，吸收越族人参政，同时也尊重并在某种程度上采用越族的规制，从而推动了民族 融合的进程，部分越族人开始汉化，南越国时期也因而成为汉越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从乐制、饮食、建筑、墓葬等方面，汉越文化的融合都得到了体现。如建 筑，虽然这一时期岭南仍是干栏式占主导，但已采用了和中原地区一样的某些建筑材料，如瓦当和地砖等，较之单纯用竹木为材料的干栏无疑是一次革新；墓葬形 制，不少是融汉、楚、越制于一体，随葬品中既有属汉文化的礼器如鼎、盒、壶等，也有属越文化的陶(铜)提筒和陶(铜)瓿、陶(铜)罐等；文字方面，汉字不 仅是南越国官方唯一通行的文字，而且日渐传入民间；采用的度量衡制，其标准也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

汉末中原军阀大混战，继而魏、蜀、吴争雄，西晋末又历“永嘉之乱”，中原和江南地区战火连年。其时，岭南偏于一偶，祸乱未及，相对安定，中原和江南地区的人口大量移入岭南。此外，南迁人口中，还有一些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当权者流放而来的官僚、士族。

这一段时期，大规模人口南迁入粤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东汉末中原军阀大混战时。这次南迁主要是经海路而来，不少中原人士携家带属从江东浮海至交州，其中多 是直达交趾郡投奔士燮，亦有到较近的南海郡等地的。陆路南迁的多止于荆州。第二次是西晋末至东晋初，其时中原发生“永嘉之乱”，人民流离失所，而江南和荆 州又数经战乱，于是大批中原和江南人逾岭入粤，江东也有大批百姓从海道入广州。这次流民入粤持续的时间长，数量也较前次为多，以至东晋在新置的晋康郡(治 今广东德庆县)设侨宁县，乃为岭北侨民而立；东晋末又在新置义安郡立义招县，有义招流民之意，史载此乃“昔流人营也”。

南迁入粤的人口，多数分布于南海郡及五岭南麓的晋康、始兴、义安、苍梧等郡，其中又以南海郡为多。南迁人口的入粤，使岭南许多原来荒辟之地得到开发，并形 成村落，进而立县。同时，他们还带来了较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有利于岭南经济生产水平的提高。一些流徙而来的士人，还在居留地讲学授徒，对岭南 地区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与流人入粤的同时，岭南本地土著民族也继续汉化的进程。俚，为百越族后裔之一，主要居于岭南西部。《南州异物志》载，俚人“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 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山险，不用王”。其时，这些俚人仍处于半农半猎的阶段，农耕为主，亦有商贾贸易，有 人口买卖。南朝时，官府对俚人一方面实行羁縻政策，招其酋帅为郡县官，一方面加以征讨，迫其归顺，终于使大多数俚人由“不宾服”到纳入郡县的管辖之下，并 由此而使得俚、汉两族接触更多，加速了俚族的汉化。但南朝至隋，同化于汉族的只是今高要及其以西若干相邻地区的俚人，而且这一部分俚人仍保留有不少原有的 习俗。粤西的俚族未汉化的仍较多。另一支越裔乌浒人与粤西俚人居地相接或杂居，经两晋及南朝后，已被称为俚人，应是有所同化。粤西还有史称为“僚”(古书 中多作“獠”)的民族，分析其风俗，与乌浒人基本相同，据学者研究，乃骆越之后裔。南朝以后，史籍中俚和乌浒之称已少见，而僚则分布甚广，此可表明至少于 六朝时僚、俚、乌浒发生过同化，同化后以僚称出现。至于居于粤北山区的莫瑶和诸蛮，汉化程度则较低。

三、豪族势力的膨胀

岭南的豪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自东汉以来通过土地兼并而实力增强的豪强地主；一类是不宾服的俚人酋帅，通过与官府合作或出任郡县长官而实力逐渐得到增强。 这些豪族，往往拥有大量的土地，以财称雄，又拥有大量的家兵部曲，且多结交高官，甚至直通朝廷。至少自汉代起，历朝要在岭南建立统治，或地方大吏要在岭南 立足，往往必须借助豪族的支持。如东吴最初将岭南纳入势力范围，就依靠岭南豪族士氏的支持；南朝时，陈霸先起家岭南，不仅网罗一批江东寒门，而且还结识许 多“岭南酋豪”。由此可见岭南豪族势力之大。

陈朝末年，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削弱，岭南豪族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尤以粤西俚人居多的地区的豪族发展最快，其中最为强大的是汉人豪族冯氏、俚人豪族冼氏和陈时“已据南海”的宁氏，此外还有粤西的陈佛智、庞靖，粤中和粤东的冯岑翁、邓马头、王仲宣等，也是一方强豪。

隋平岭南之初，曾试图改变地方长期为豪族左右的局面，但招致了各豪族的抵制，并发生了王仲宣等反隋的事件。于是朝廷复采前代的羁糜政策，任用俚人豪族和在 少数民族为雄长的汉人豪族为州县长官，借助其势力维持朝廷在岭南的统治，保证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宁。而各豪族也籍此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冯冼家族传至冯盎 时，势力范围由高凉扩展至跨有今广东中、西部及海南，“地数千里”，俨然岭南一方霸主。而于隋官至显要的宁氏，至宁长真兄弟时，势力由宁越扩展至合浦、始 安、郁林数郡，跨今广西大部分地区及广东雷州半岛，与冯冼家族难分伯仲。

四、经济发展水平

与北方地区不同的是，秦平岭南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岭南地区的社会较为稳定。特别是自武帝平定南越国后，终汉之世，除两汉交替时有小量战事外，今广东境内都较为安定，处于休养生息的环境之中。这就为岭南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经济上获得较大的进步。

考古发现和相关文字记载表明，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的农业处于锄耕阶段。其时南越国几乎没有冶铁业，铁器大多靠外地输入或翻铸，铁器在当时还算是贵重的器 物，尚未得到广泛的应用，石器生产仍占有较大的比重。农业以水稻种植为主，“火耕水耨”，是较为原始、粗放的耕作。经济作物也已有较多的品种，瓜菜类有黄 瓜、冬瓜、番木瓜、葫芦、芋、香瓜等，水果类有龙眼、荔枝、桔子、蕉、梅、李、仁面、橄榄等，佐料有花椒、姜、冬青、金银花等。汉平南越后，铁器在岭南得 到较为广泛的使用，水稻生产已开始脱离“火耕水耨”的阶段，用铁犁牛耕、秧苗移植等技术，进行精耕细作，一年两造，耕作技术已达到当时的先进水平。耕作技 术的提高，使部分地区稻谷产量增加，粮食充裕，并带动了饲养业的兴旺。饲养的家畜种类有鸡、鸭、鹅、牛、羊、猪、狗等。农作物除种植水稻外，还兼种黍、 豆、芋、甘薯、薏苡、桑麻等。水果种植的种类尤多，其中以荔枝、龙眼、甘橘等最为著名，其果实远运京城，为宫中上品。捕猎和捕捞仍是重要的家庭副业。《异 物志》中所记岭南捕猎的野生禽兽达27种之多，捕捞的天然水产17种。而这仅是作者所见，实际上的品种应远不止此数。特别应提到的是珍珠的采集。粤西沿海 是当时著名的珍珠产地，采珠业也是当地非常重要的产业，有专门从事采珠的采珠户。朝廷对珍珠十分看重，产珠区的珍珠由朝廷直接统制，严禁私人夹带贩运。一 些官吏凭借权势，巧取豪夺，由此而致富。

整个汉代，岭南地区，主要是南海郡的番禺一带，手工业、造船业、商业贸易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手工业主要是制陶和铜铁冶铸。当时陶的工艺质量较前有了很大提 高，生产规模也明显增大。陶器除了广泛应用于生活外，还在丧葬和建筑中得到应用。南越国时期广东基本上没有冶铁业，但青铜冶铸却有较高的水平。《太平寰宇 记》载及考古发现，南越国曾在今广东阳春和广西北流等地采铜、冶铜，而且冶炼提纯技术较好。广东西部地区出土的铜鼓和在南越国的大型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当地 生产的青铜器，其工艺水平相当高，不少器物相当精致。其时南越国的工匠已懂得铸铜除了用铜和锡外，还加入适量的铅，可使浇铸时减少气孔，提高铸件的硬度和 韧性。此外，漆器制造业和丝织业也有颇高的水平。南越国东南临海，不少人以渔猎为生，习水善舟，加之有一定的海上贸易，造船业相当发达。《初学记》引《南 越志》云：“昔越王建德伐木为船，其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牵之，既而人船俱坠于潭。”能造如此规模的船只，可见当时南越国的造船业之发达。一些南越国墓 葬出土的器物，刻绘有小船或战船的纹饰，也是南越国造船业发达的佐证。随着外贸的进一步发展，造船业也有了明显的进步。从广东出土的汉代船模来看，汉代广 东所造船只的类型和功能已较以前多样化，有农用小艇、交通船、客货船、楼船等，且船上设备齐全，表明这一时期的造船技术已有较高的水平。

这一时期，最值得提及的是商贸的繁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据考古发现和有关文献记载，汉代，番禺已是岭南一都会，是对外贸易商品集散地之一。番禺地处南 海之滨，近出海口，又居东江(龙川水)、西江(郁水，别名柯江)、北江(浈水与武水于曲江汇合后之称)三江总汇之处，水上交通运输十分方便。三江运输，以 郁水为主干。南越国时，已有通过郁水与蜀贾进行商业贸易的记载，蜀地的铁器和蜀之特产枸酱，就是蜀贾通过郁水运到南越的。南越国被平定后，以番禺为中心的 沿海交通就已得到开辟，番禺成为南海诸郡的商贸活动中心。其集散的商品有岭南出产的象齿、犀角、玳瑁、珠玑、水果、丝织品、海盐等，也有来自中原地区的银 器、铜器等，吸引了岭北各地的商人前来进行贸易。随着商贸的发展，商品货币(当时的货币主要是铜钱)交换的方式取代了南越国时以物易物的方式。

与此同时，岭南与海外的贸易也得到发展，并成为汉朝与国外交往的重要通道。其时，合浦和徐闻已成为汉交州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港。汉朝廷还在徐闻设官专门管理 商业贸易，并在此囤积货物，“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20世纪70年代在徐闻、合浦近海处汉墓中出土了不少琥珀、玛瑙、玻璃、水晶等，应是当时海外贸易 中从外国输入之物品。汉武帝时，首次派出船队，航行南海诸国，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从徐闻、合浦及日南出发的。此后，南海诸国遣使来汉，大多是经交趾 部的，其中不乏取海道而来。与此同时，汉朝还同大秦(罗马帝国)有海上商业来往，这种来往最初是通过西亚的大息国和天竺国而间接进行的。到了公元2世纪， 大秦出兵控制了波斯湾头，与汉朝实现了直接的通商，而且越来越多的取海道经徐闻、合浦或今广东境的其他地方而来，徐闻、合浦也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始 发港。与海外的商业贸易的发展，无疑对地方经济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至汉末，徐闻和合浦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已开始衰退。至孙吴时，徐闻已不见有外贸的记载；由于孙吴垄断合浦的珍珠，禁止商旅在此通行，合浦港的对外贸易 也因此而衰。汉末至吴，交州的外贸主要转移至交趾郡治龙编，九真、日南亦有一些口岸进行外贸。孙吴赤乌年间，今越南南部的林邑国占领了属汉时日南郡西卷县 的区粟城，与吴、晋交恶，时起纷争，原交州各口岸的对外贸易及航行都受到战事的严重影响，已经不适合作为对外贸易的港口。于是，番禺作为对外贸易的口岸便 应运而生。

番禺虽然很早就成为商业都会，但由于当时航海技术所限，船只只能傍海而行，（转载请保留链接 www.lishiguan.com 谢谢啦！）这种航行只利于处海岸线的徐闻、合浦、龙编等地。至吴时，由于深海航行的发展， 南海诸国的船只可以跨深海由马六甲海峡以东经南沙群岛，穿过西沙群岛，再经海南岛以东抵广州高凉郡或南海郡的各口岸。两郡各口岸中，因番禺是一传统都会， 且港口优良，内河四通八达，经济腹地广阔，而成为取代徐闻、合浦、龙编的优良外贸港口。西晋时，大秦国使臣就已“来经广州”，标志着穿越西沙群岛经海南岛 以东到番禺的航线已初步开通。后秦僧人法显东晋时由狮子国回，就是乘大商船转辗抵番禺的。可见，此时已有外国商船到番禺进行贸易了。

五、文化发展状况

唐代以前，岭南的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即使是秦平岭南后，在较长的时间内，广东地区仍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

汉平南越后，朝廷在南海诸郡推行汉制，创设学校。岭南何时始创学校已难考证，只有《后汉书》记东汉初卫飒任桂阳太守，在当地“修庠序之教”，其余南海郡等 未见有创设学校之载。但西汉后期，有番禺人邓宓、浈阳人何丹在当地举秀才，出任官职，可以推知，这些地方至少在此前已有了培养人才的机构。汉平帝元年时， 王莽定地方官学制度，此时南海诸郡应有官学之创设，《后汉书》记有桂阳郡粤北诸县“修庠序之教”。私学此时则已见于史籍，主要是由南下士人创办。较为著名 的有北海郡人刘熙，往来南海、苍梧两地，教授生徒数百人。东吴会稽郡人虞翻被吴主孙权流放番禺，在虞苑讲学，门徒也有数百人。偶亦有本地人士如南海郡黄豪 开办私学的。

由于学校的开办，培养了一些人才。史载，东汉时岭南已有士子出任官职的，其中较为有名的是番禺人杨孚，于章帝朝官拜议郎。他著有《异物志》一书，是南海郡 人第一部学术著作，为后人研究汉代岭南植物、动物和矿物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稍后，晋代又有南海郡人王范举秀才，著《交广春秋》一书。此后，随着北方 士人的大量入粤以及一些官吏的倡导，岭南各州县的文化教育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总的来说，与中原地区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与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形成对比的是，两晋及六朝时期，岭南的宗教文化却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具体表现，一是葛洪在罗浮山著《抱朴子》内外两篇，发展和丰富了 道教的丹鼎派的理论，成为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对后世道教发展影响巨大；二是佛教在岭南地区的传播。由于东汉中叶以后，西域与中国内地的交通不畅，外国僧 人主要是取道海路入交广地区，或再由交广北上，传播佛教，交广成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从三国至南朝梁，外国僧人由海路至岭南的，见诸文字记载的 就有强梁娄至、迦摩罗、昙摩耶舍、求那罗拔陀、求那拔摩、杯渡、智药、菩提达摩、真谛等人。这些外国僧人在岭南或译经，或传教，使得当地佛教得到较大的发 展。六朝时期，广州兴建有佛寺19所，始兴郡11所，罗浮山4所，广州成为岭南以至整个南朝的佛教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