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徽章(胡·拉·里贝罗)

他一讲完，听众全体起立，一面退场，一面热烈地赞扬报告取得巨大成功。我也附和着夸奖了几句。我刚要迈出门去，报告人大声把我叫住。我回头一看，只见他示意叫我过去。

“您是新来的吧?”他问我，有点儿不大信任的样子。

“是啊，”我愣了一会儿才回答，因为他居然能在这么多人里认出我来，我很吃惊。“我刚来不久。”

“谁介绍您来的呢?”

我幸亏记起了那家书店。

“有一回我正在阿马尔古拉大街书店翻看图书，那位……”

“谁?是马丁吗?”

“对，是马丁。”

“喔，他是我们的老搭档啦!”

“我是他的老主顾。”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嗯……我们谈到了费弗。”

“他对您说什么来着?”

“他说他到过比尔森。说实话……这件事我原先并不知道。”

“您原先并不知道?”

“不知道。”我镇定自若地回答。

“他在布拉格车站被人用棍子打死了，这您也不知道?”

“也是书店老板告诉我才知道的。”

“是吗?那件事对我们来说真太可怕了!”“是啊，”我点点头。“真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啊。”

后来，我们的谈话便变得闪烁其词、边想边说了。言谈之中，充满了意料不到的诡秘和肤浅的暗示影射，就象是两个偶然相逢的陌生人坐在公共汽车的一排椅子上攀谈一样。

我记得我兴致勃勃地向他诉说我是怎么去做扁桃腺摘除手术的，而他呢，则指手画脚、眉飞色舞地给我描述北欧的旖旎风光。末了，在我告辞之前，他向我交代一项任务，这倒使我全神贯注起来：

“下星期您给我带一份电话号码表来，”他说，“都要以38开头的。”

我答应照办。还不到规定日期，我就带着电话号码前去复命。

“太好了!”他喊起来，“您办得又快又好。”

从那天起，我完成了一大堆诸如此类极为奇特的任务。举几个例子。我奉命弄来六对鹦鹉，可这些鸟儿我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些日子，我又被派到一个省城去绘制市政大厦的草图。我记得我还到几户指定人家的门口去扔过香蕉皮；写过一篇至今未见发表的有关天体的论文；驯练过一只猴子，教它摆出议员的姿势；还执行过几项秘密的使命，象携带信件啦，监视外国妇女啦。而这些信件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些女人又总是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就这样，我渐渐博得他们对我的器重。一年之后，在一次激动人心的仪式上，我被提拔晋升。“您高升一级。”我的顶头上司对我说，满腔热情地拥抱我。于是，我只得简短地讲上几句。我空洞笼统地提到了我们共同的任务，不料这番话却受到了雷鸣般的欢呼。

可是我家里却乱作一团。家里人摸不透我为什么常常不告而辞，我的行动为什么那样神秘莫测。有时候，他们问起我来，我又避而不答，其实，那是因为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有几个亲戚甚至劝我去找个精神病医生瞧瞧，据说我的行为举止跟正常人的不大一样了。我记得，有一天他们看到我正在制作一罗(3)假胡子，便惊讶万分，可这项任务，正是我从我们头儿那里接受下来的。

这一家庭纠纷并没有阻碍我投入我们这个团体的工作的劲头，而且干劲十足，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是从哪儿来的。没多久我就升任文书、司库、报告会助理、行政助理等职，而随着我深入组织内部，我自己在思想上反倒乱了套，竟连我加入的到底是一个宗教派别呢还是呢绒商人的一个行会，也不甚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