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惊叹号”(鲍·瓦西里耶夫)

那天早上把我惊醒的一是那些可怕的叫喊声(直到如今我也不能想象这就是胜利的欢呼)，二是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的呼唤声。

她把我晃醒，喊了一声：‘和平!和平了，小姑娘!……’说完就朝学校跑去。我转眼间就穿好了衣裳，脚跟脚跑了出来，扑进了和平的第一天，沿着这一天的街道，朝我们邮电分局迅疾跑去，因为我不是在家里过夜，而是在城市的另一端，在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家里。人们都在喊，在哭，相互亲吻，所以我挣脱了拥抱又落进人们怀里，因此我是被亲吻个够，哭了个够之后，才跌跌撞撞来到自己同事们当中的，那里，也是人人洒泪，人人喊叫，谁也不听谁的，谁也不工作，只有报务员一面大哭，一面把下面几个字写在电文中：‘和平，惊叹号’。后来我们干脆把我们的邮电分局给关了，唱着，笑着，哭着来到大街上。我走到哪里，只要有可能，就用指甲把墙上的‘防空洞’牌子抠下来，我们就用脚跺这些牌子，在上面跳舞，跺地声和喊叫声混成一片。后来大伙儿饿了，先是决定在谁家聚餐，后来分局长想得更妙：要每个人从家里把能带的东西带来，这样大家既可以都重来上班，又可以欢聚一堂，同席共饮。

大家照办了。我拿了妈妈丧宴上吃剩的东西，有的拿土豆，有的拿维生素糖浆，有的拿素油，而老邮递员米罗诺芙娜则拿了一桶家酿酒——这酒是为儿子们回来而珍藏的，可是他们没有回来，我们又喝酒，又唱歌，笑起来，笑得喘不过气，哭起来，也哭得喘不过气，一边数落、抱怨自己命苦——婆娘过节还会怎么样呢?大家已有几分醉意，而米罗诺芙娜——她一直叨念自己的儿子——则眼泪汪汪地睡着了。于是局长对我说：‘看看她的邮包，她昨天的信还没有送，一直在哭。’我伸手到米罗诺芙娜的邮包里(里面有个专门装信的袋子)，掏出信来仔细查看，按地址分类，以便送时省事些，突然……

我写了‘突然’两字便把笔扔了，我想，这一切就象，这样说吧，就象文学作品里那样，没有‘突然’就不行，可是在我们生活中，这样的‘突然’往往比任何一部小说或电影中不知要多多少。我们生活中处处是‘突然’：您想嘛，实际上假若尤拉不是一气之下称我作未婚妻，我就不会给您写这封信的，因为无事可写，嘿，诸如此类的事多了，有什么说的，可我们不知怎么，总是不相信偶然，认为世间万事都有一定之规，都在预料之中，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然而谁能料到，在万分伤心的米罗诺芙娜(只有失去儿子的妈妈才会感到自己如此孤独可怜)的邮包里，会有一封给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的前线来信呢?‘尤拉寄来的!’我喊了一声便猛地冲出门去。已是薄暮时分，我沿街奔跑。街上唱歌的人尚未尽兴，寡妇们和母亲们还没有哭够，伤员们还没有把缴获的‘瓦尔特’手枪里所有的子弹完全射入空中。我的心跳得如此厉害，我疾速奔驰，甚至感觉不到两腿在奔跑，仿佛是在地面上空飞翔。我两手把信紧紧贴在胸口上，而且放声大笑。

我不知道假若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在家会怎么样。可是她还没有回来，于是我喘了口气，坐在台阶上。拿起路上一直紧贴胸口的信一看，发现信根本不是出自尤拉之手。霎时间，我的整个心都要碎了，有如刀割一样——这只有我们女人才知道，在我们心中突然出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如同钢鞭无情地抽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一样，抽在我们未来的，尚未来得及出世，尚未来得及离开母体的孩子身上一样。我展开信笺——这大家知道，信是不加封的，不是装在信封里的，是前线寄发的那种摺叠成三角形的信笺——读了第一句：‘亲爱的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眼前的一切马上就飘摇模糊了。我把信叠好，插入胸衣内，让它贴心近些，然后便顺着台阶向上走去。走去?……不对，是向上爬，心里象刀绞一般疼痛。我是怎么爬上去的，记不得了，有几个台阶是跪着朝上挪的，不过谁也没碰上，而且顶楼的门开着，我躲进最靠里边的那个天窗下面。这时才又拿出信来。‘亲爱的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