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惊叹号”(鲍·瓦西里耶夫)

尤拉被安葬在宫廷花园里，安葬时举行了军人应享受的全部仪式。它，这座坟墓，现在还在那里。它是这座僻静的、避免了战祸的、中世纪的城池中唯一的一座苏军坟墓。可是，尤拉的战友们在信中把他的死描写得更富有英雄主义色彩。真是些怪人，我们的尤拉都已不在人世了，好象我们对他是怎么死的很在意似的。要知道，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同团战友，对库尔特·弗里德里霍维奇市长，对全城居民，他都是为和平而牺牲的。为了俄罗斯的和平，为了德意志的和平，您说是吧，实际上正是这样的吧?

这就是我在尤拉家的顶楼上看完的那封信的内容，我是借着稀疏的礼花和车站探照灯的灯光看完那封信的：我们这里不是莫斯科，放的也不是莫斯科的那种礼炮。好了，剩下的您一猜就猜到了：我没有把信交给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她每封请求代找儿子的信和对这些信寄来的答复我都或是中途卡下，或是用办公纸打上‘还在继续寻找您儿子’的字样给她。所以她至死都相信，尤拉还活着，相信他或者——她常常是这样给我解释的——失去了记忆，或是残废了，不好意思见我们。所以她寻找他，等待他。我当时得到的印象是这样的，对她的话是这样理解的。

很遗憾，我们没有盼子归来的母亲纪念碑。怎么回事，不可能建造吗?还是没想到这一点?‘无名战士碑’有，但‘无名母亲碑’却没有。我们的‘无名战士’是谁生的?是谁养的?是谁教的?是谁呀?

接下去，稍许讲讲您猜不到的事。几年后，我因邮政业务关系(在这之前我在邮政函授学校毕业了)，到民主德国工作了三年，临行嘱咐我在邮电分局的女友们，让她们照我这一时期一贯的答复回答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的请求信。我就是趁此机会到尤拉墓地的，到了那座城堡，用双手抚摸了尤拉倒下去的那块大理石地板，与库尔特·弗里德里霍维奇市长谈了话。回到故乡时，我居然抱回一个婴儿，‘尤罗琪卡，也就是尤里·尤里耶维奇，正式注册时是这样写的。我带着孩子回到了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家里——自从尤拉参军那时起我就和她一起生活：两个孤寡无依的女人一起生活，诚然，谈不上心中更温暖，但毕竟略感宽慰。假若不是在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死后，我在她的遗物中找到了尤里·谢尔盖耶维奇·特列季雅绍夫中尉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牺牲的官方通知书，也就根本不会写这封信了。可是找到了‘阵亡通知书’——这是当时的叫法。

您以为母亲是因为痛苦失去了理智吗?不是，一点也不是，她是保护我。她希望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相信尤拉还活着，希望我等着他，盼着他，不感到日子没有过头。我体贴了她四十年，她也体贴了我四十年：事情就是这样难以想象。

至于‘我寻儿子’的小标语牌，她就不是为我想出来的啦，而是为了我的儿子，为了尤罗琪卡。他一生都叫她奶奶，把她的儿子叫作爸爸，所以她就想让他也等着爸爸。等着，盼着。

我把那份阵亡通知书拿出来给尤拉看，向他解释，我们的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为什么要那样做。他双眉紧锁，叹了一声，对我一句话也没说，而是拿起‘我寻儿子’的小标语牌。拿起来改成‘我们寻找父亲和爷爷’。仅仅改了几个字。他说：‘胜利日那天，我要带上两个女儿，走完奶奶走过的路线。’我哭了，说道：‘他算你的什么爸爸呀，尤拉?’‘他们对我们来说都是爸爸，’他回答说。

我为什么要给您写这些呢?不仅仅因为我一生对婆母没说实话，还因为我对儿子同样没说实话。对我唯一的儿子尤里·尤里耶维奇，要知道他根本不是我的儿子。他是我从孤儿院抱来的，从尤拉坟墓所在的那座城里抱来的，因为孤儿是不分民族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