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惊叹号”(鲍·瓦西里耶夫)

不过我还是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他爱的是我姐姐丽达，而陪他来的却是我。我上面写了，丽达根本不爱尤拉，虽然尤拉爱她着实爱得发疯，这一点，不仅学校里，而且我们全城都知道。但丽达不来送尤拉并不是出于她的任性——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志愿参军的——而是因为那天她刚好上班。当然，我那时就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她完全可以请上一个钟头的假，去送送毫不隐讳地钟情于她的一个年轻人，可是丽达，现在很清楚了，并不十分热心于去送行。那年春天我们的父亲就在战场上被打死了，妈妈又没有工作，这时丽达到市执委会食堂当了洗碗工，这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所以她，不用说，很珍惜这工作，不过只要她打个招呼，那里就会立即放她去的；一定会立即放她去的，但她却没有表示要去。她长得非常漂亮，大概在我们全城里都是数一数二的，她自己对这一点也很清楚。尤里决定志愿参军，他的妈妈，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因而实在支持不住了，但这也不能改变尤里的决心。尤里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我想，他完全象他的父亲，虽然我从没见过他父亲，因为安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是寡居，尤拉是她仅有的一个儿子。

为了清楚起见，我还不得不多少讲讲自己。现在的女孩子发育和成熟不知比我们快多少，可是四三年，要知道，我只有十五岁，其中还包括两年战争时期，哪谈得到成熟。我傻里傻气，又干又瘦，长胳膊长腿儿的，假若不是梳着一条辫子，我简直就一点也不象女孩子，倒象一个，这么说吧，学校里的傻大个儿，超龄男生，大蚱蜢。可那天，我的辫子又恰巧被妈妈这条头巾罩着，身上那件大衣又短又小，袜子是带松紧带儿的，就是小孩子穿的那种，您知道吧?皮鞋也是男孩子式样的，大两号：这是爸爸牺牲时学校白送给我的。也就是，照直说吧，象个丑八怪，而这个丑八怪寸步不离地跟着尤拉不放，因为我对漂亮姐姐无情无义十分不满，还因为，不知是要报复姐姐还是怎么搞的，我认为自己终身都会对尤拉爱得发疯。所以我跟在他身后一步一步走着，而他却为丽达不来送行而伤心，甚至恼火，对我陪在他身边又觉得很难为情，总而言之，他很不自在。他全身紧张，愁眉苦脸，而当上过前线的那些战士们取笑他这个中学生时，他羞得满面通红，双眉紧蹙。就在这时有个爱逗笑的战士信口开河嚷嚷起来：‘这是怎么回事，你的情人吗，祖国卫士?’他听了突然说道：‘未婚妻。’声音响亮，斩钉截铁。接着当着众人的面，朝我的头巾上吻了一下，又说：‘照看好妈妈。’说完转身走了，头也没回。门随即在他身后关上了。

我立刻嚎叫起来。嚎得可凶了，可着嗓子眼儿哭叫，就象成年的婆娘哭丈夫那样。从我心中涌出的不是眼泪，不是哭泣，而是婆娘的哭号。我现在想，正是这哭号决定了我的一生。几个女人路过我身边，上来搀住我问道：‘你怎么了，小姑娘?’我对她们说：‘尤拉，我的好尤拉走了!’‘送哥哥?’‘不是，’我全身抽搐着，哭得象个泪人一样，‘送我丈夫。’

我就这样出嫁了，在街中心。我突然感到我是个妻子了。我无声地暗自发誓，要等着他，除他之外我再也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丈夫了。

过了一年，我也退学了。妈妈的心脏已非常衰弱。丽达出嫁迁到了莫斯科。我在邮局找了个工作。也许在全苏联我算是最小的邮递员了。不是说年龄，而是按个头儿：自从爸爸牺牲，妈妈得病后，我的个子就一点也不再长了。所以我挎的邮包——从前邮递员都挎着个大邮包，记得吗?——总是拖在膝盖以下。